1968年，出身“中农”的王庆昌作为“国民党特务”的同僚，在“清理阶级队伍”中被关进了“牛棚”，这可能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。

王庆昌的祖辈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。在晋州市石村，至今遗址尚在的三处王家大院，隐隐约约仿佛还可窥见当年的豪华气派。王庆昌的爷爷排行老二，因一次家庭财产纠纷官司败诉，二房的家道中落，光景日衰。因此，王庆昌的父亲没能接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，沦为老实憨厚的庄稼汉，再无力使二房的家道复兴和辉煌起来。“土改”时划为“中农”成份。

1946年，在日本帝国主义刚刚放下屠刀，解放战争刚刚拉开序幕之时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王庆昌出生在了这样一个家庭。王庆昌的母亲刘香阁出身名门旺族，其刘家大院同样在当地是有名的大财主。“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”王家光景的日落西山，一年不如一年，越来越遭到本族和外公家的冷落。原本很喜欢这个小外孙的舅舅也逐渐与他们少了来往。王庆昌是王家的长子，无疑，老实巴交的父亲和心灵手巧的母亲，都把王家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刚出生的儿子身上。

人世间的事总是有得有失的，此一时，彼一时，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”。王家“土改”前家景破落，历史的看倒是一件十分庆幸的事，一件天大的好事。由此，王庆昌的父母、连同他的弟妹们都占了“穷”光 ，荣幸地成为了“贫下中农”的一员，免遭“地富反坏右”在“土改”、“文革”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厄运。作为王庆昌来说，还不止这些，王庆昌的大伯要比他父亲聪明能干，家业未衰，“土改”时划为“地主”，拥有一个“大宅院”。大伯膝下无子，王庆昌过继给了他大伯。这样，他既拥有一个好的成份，还继承了一份“地主”的财产。

王庆昌的母亲是大家闺秀，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，不仅品貌双全，而且在农村称得上是出众的才女。她虽斗大的字不识几筐，却能熟背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名贤集》、《千字文》等。她心灵手巧，做得一手十分漂亮的刺绣活儿。农村女人们常摆弄的枕头顶、蚊帐腰、鞋样儿、肚肚儿、围裙等等刺绣品，她都能自己画图样儿，亲手绣制。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巧媳妇。

50年代初，刚刚解放不久的中国农村，教育还很落后。王庆昌1953被父母送进了新中国的新学校——石村完小上学。王庆昌打小长的虎头虎脑，聪慧顽皮，是母亲十分疼爱的孩子。反过来，母亲身上那些艺术气质又潜移默化地熏染了他。他从小文化课不用功，却喜欢跟母亲学着画那些小猫、小狗、蝴蝶、小鸟、牡丹、水莲等绣品上的图案。不会画、或画不像就逼着母亲教他。母亲似乎也不反对儿子的这种兴趣和爱好，每每儿子来求教，她都十分认真地进行指导。一有空闲，还主动把儿子唤到身旁，教他学些新的技法。由此，使王庆昌对美术的兴趣越来越大，上课时总爱在纸上“乱”画。美术课成绩一直出众，但文化课却一直平平。上初中时，班主任秦豪杰就经常把他叫到办公室训导：“王庆昌，你光知道画，看你的数学做得是啥！”老师也拿他没办法。

50年代末，晋州（那时是晋县）有两所中学，一所是县一中，是一流的学校；一所是县社中，是二流的学校。高小毕业考初中，王庆昌因学习成绩不佳没能进入一中，考入了社中。但“社中”考高中时就落了榜。王庆昌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原因与其他劣等生是有区别的，他不是不爱学习，是属于偏科的那一类。上不了高中，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儿，觉得很没脸面，也感到非常惆怅和彷徨。父母也深知儿子的心思，只要孩子愿意上学，想方设法也要让他上。于是，通过一个亲戚关系，王庆昌只好做了一中的旁听生。但高中毕业考大学，他这个旁听生可就遇到了麻烦，没有学籍，无法报名。

1962年，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饥荒尚未离去，王庆昌中断了学业回乡务农。在那个“革命年代”，或者说在那场“革命风暴”到来之前，王庆昌会画画的一技之长，在农村还是大有可为的。村里的黑板报、墙报、标语口号之类的事儿都归他了。天上的“日头”和云彩，地里的庄稼和牲口，村里村外的模范，邻里街仿的好人好事，都让他“涂抹”在了墙上；批判“黑五类”、“根治海河”、“深翻土地”……题材跟着运动走，有他画不完的素材。他有天生的美术悟性，总能投村民之所好、“革命”之所需，他笔下的“作品”也总能得到村干部和村民的认可。他也不会敷衍，样样事都做得认真到位。付出和回报总是同行的，这样的美术底子和做事态度，为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做了坚实的铺垫。

机遇终于来了。1963年，县文化馆培训美术人员，王庆昌这样的美术料子在农村一定是凤毛麟角，那是非他莫属的事。他放下了锄把子，到县文化馆拿起了画笔。虽然不是正式人员、国家干部，还属借调之例，但在那个年代，这是一桩十分体面和实惠的差事。一天一块六毛钱的报酬，交大队三毛钱，给记10分工（一个劳动日），就连村里一个整劳力一天才争8分工，王庆昌第一次体验到了生活的满足感。

从美术培训班的学员到专业美术创作员，他在县文化馆干了十来年。他拜文化馆的画师王并艺为师，刻苦学习和钻研素写、素描等美术基本功。并学习与实践相结合，在学习中实践，在实践中提高，一边完成文化馆的绘画任务，一边奠定自己的美术根底。1966年，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席卷全国，晋州也很快进入了“革命”高潮。“文革”中的王庆昌显得比同龄人成熟和理智的多。他没有上街游行，没有参加“造反派”，也没有参加“破四旧，立四新”。而是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顾学画画。一个曾参加过国民党的国画家彭克修，从大城市被下放到晋州接受“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他没有顾及彭克修的“政治问题”，更没有考虑与这样的人来往会带来什么后果，他只觉得人家画得好，可以为师。一有时间，他就跑到彭克修那儿，看人家怎么研墨，怎么裁纸，怎么落笔，怎么着色……不会就虚心向彭克修请教，对国画的热情也从此高涨了起来。“文革”期间，“文房四宝”不好买，他就与同事燕庭宣合伙，从北京荣宝斋邮购宣纸。他对国画的痴迷这时似乎已经到了忘我的地步。

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”，1968年，“清理阶级队伍”，他没有被彭克修所连累，却非常荒诞地卷入了一个“特务团伙”。原由是他进文化馆时的介绍人金齐英出了问题。金齐英是原国民党旧军队中起义过来的人员，“红卫兵”认定金齐英是国民党潜伏特务。金齐英进县文化馆是王庆昌的老师王并艺介绍来的，金齐英后来又介绍王庆昌到了文化馆。有了这样一层关系，这三个人就涉嫌是国民党特务团伙。县文化馆有国民党特务团伙，那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，因此三人一起被关进了“牛棚”。

王庆昌虽被关了起来，但并没有遭到肉体和精神折磨。起初他有些纳闷，因为那时这样的罪过，是要天天挨批斗，日日扫大街的，弄不好整日还要挨拳脚的。事后他才得知，是某些村干部们捣得鬼。王庆昌天生性情耿直，疾恶如仇，看不惯的事情就爱说句公道话，打个抱不平，甚至有时说话尖刻，用词激烈，不知啥事就得罪了某些村官。县里早已将问题搞清楚了，说没王庆昌啥事儿，某些村官儿却觉得这样太便宜了这小子，我们在地里拉大锄，他在县里享清福，不行！让他也回来当农民。就这样，让这些人左捣鼓右捣鼓，硬是把他从文化馆整了出来。先是调到了县轴承厂当了工人，后来还是觉得这样也太便宜他，干脆让他回村接受“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

王庆昌回村当了农民，但他没有逆来顺受，去地里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拉大锄。这事儿本来那些人做得就不光明正大，村里那些人对他也没怎么进行“教育”和“改造”，他还是忙里偷闲去跟彭克修学画画。

像是做了一场噩梦，又像是刮了一场“风”，下了一场“雨”，1971年，王庆昌又被调回了文化馆。这时，已进入“文革”后期、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年代。为了配合“革命形势”，文化馆的创作任务十分繁重。这一时期，他根据“革命需要”先后创作完成了《麦收的战斗》、《指毙铁杆汉奸赵同会》、《老王新传》等连环画小人书。同年，由河北美术出版社、天津美术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。一个画家的社会价值得到了初步体现。

 

 

人生在世，成家立业，婚姻是基础。婚姻可改变人的命运。一桩美满婚姻可带来终身幸福、成就大的事业；一桩不称心的婚姻可带来一生的灾难、甚至毁了前程。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不在庸庸碌碌中毁灭，王庆昌一生都在和一桩不称心的包办婚姻抗争着，虽然事业成功了，但他在这长期的抗争中饱尝了酸甜苦辣。这又是一次不堪回首的人生传奇——

早在王庆昌十五六岁时，父母就开始给他酝酿婚事。父母看准的女孩子叫彭炳欣，是本村彭老先生的孙女。彭老先生是清末“武举人”，是王家门的外甥。彭老先生的儿子打小就与王庆昌的父亲结伙做小生意，两家关系走得很近。“门当户对”，能够成为儿女亲家，是老一辈日夜向往的一件大事、喜事。

50年代末，60年代初，中国农村封建包办婚姻的状况还没有多大改变，“父为子纲”、“父母之命不可违”这仍是当时农村检验子孝的法码。只要父母认定的事，那就得照办，特别是婚姻大事，还是父母说了算。1962年，在王庆昌17岁那年，他就在这样的社会、家庭背景下，与比自己年长6岁的彭炳欣拜堂成亲。

事实上包办婚姻也并不都是失败的婚姻。但王庆昌这桩婚姻的确让他没有尝到多少婚姻生活的幸福，他由此付出了很多、很多。从1962年到1992年彭炳欣病故，整整30年时间，他们过着名存实亡且十分荒诞的家庭生活。由此，给双方心灵上带来的创伤和深藏于各自心底的泪水，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

其实，王庆昌和彭炳欣的结合，其后果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说白了根本就不是一个锅里轮马勺的“连理枝”。且不说彭炳欣比王庆昌大6岁的年龄差异，二人打小就不大和。上学时，他俩是同班同学（解放初期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），但彭炳欣是班长，王庆昌是学校有名的捣蛋鬼。男女生间6岁的年龄差异已很明显，在王庆昌还是稚气十足的毛小子时，彭炳欣已成为比较成熟的大姑娘了。人前人后，说话办事，言谈举止，她都显得比王庆昌老练、精明。在彭炳欣心里，王庆昌不过是个愣小子，但在王庆昌眼里，俩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战壕的小伙伴，这个班长他从来也没看顺过眼。

“强拗的瓜不甜”，婚姻和感情这种东西在尚未成熟的孩子们心里还处于懵懂、混沌状态时，包办婚姻的后果还难以显现出来。但当婚姻和感情这种东西在他们心里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，当他们的年龄和阅历逐渐增长以后，差异就会逐渐明显，矛盾也就会伴随着这种差异与日俱增。王庆昌的艺术之路与彭炳欣的生活之路开始分道扬镳。事业追求的不同，导致语言上的不同，共同语言越来越少，感情随之也越来越疏远，最终便出现了僵局。再后来，到了1975年，王庆昌再无法忍受这种局面，便提出了离婚。

“一石击起千层浪”，王庆昌与彭炳欣离婚的要求一提出，立马在王家和彭家引起轩然大波。首先是彭炳欣坚决不同意，死也不离开这个家。接下来是王庆昌的父母坚决不干，这是他们相中的亲事，儿子不是在扇父母的脸吗！不仅不同意，还和彭家拧成一股劲儿来阻止王庆昌闹离婚。彭家人更不同意，自家的闺女被人甩了，这多没面子。弄几个人去揍这小子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，看他再敢提离婚！

王庆昌离婚是真心的，娘家人揍他是想吓虎吓虎他，让他不再提离婚。结果事与愿违，闹出了大事。这天，王庆昌背着书包出门到县里上班，不料被老丈人门上的几个年轻人拦住，二话没说，木头棒子就抡了过来。王庆昌也不是省油的灯，“光棍不吃眼前亏”慌乱之中，从书包中掏出一把画油画用的刀子，照抡棒子的人就捅了过去……

对方的肺部被刺穿，王庆昌被抓了起来，关进了监狱。

事情虽然经了官，上了法院，但毕竟“家丑不可外扬”，两家人都还是愿意影响面儿越小越好，把事情和解就是了。为了孩子，也为了彭炳欣，谁都不希望王庆昌被判几年徒刑，蹲几年大狱。但有一条，两家人包括彭炳欣，想法都是非常一致的，那就是不能让王庆昌得逞。于是乎，在双方家庭的运作下，法院做出了一个十分荒唐的判决：不再追究王庆昌的刑事责任，同意王庆昌的离婚请求，但彭炳欣离婚不离家，二人须在一起生活，直至儿女们都成家立业。王家族人还做出规定：王庆昌如不服从，就把他逐出家门。这可能是气头上做出的决断，目的也只不过是阻止王庆昌离婚，但这种做法对于王庆昌这样性格的人，是乎没什么好的效果，其结果是真把王庆昌逼出了家门。

对法院这个判决王庆昌默认了，同时他也感到有些绝望了。他是个非常执拗和刚强的汉子，他没有掉眼泪，也没有怪怨任何人。他在偷偷酝酿离开这个家。

那是1976年的春天，也就是粉碎“四人帮”那个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春天。阳春三月，春寒料峭，乍暖还寒，王庆昌简单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，装了几件画具，几瓶油漆。趁家人不备，悄悄离开了这个生他养他、然而又必须要舍弃的家。

王庆昌身无分文地离了家，但他深信，靠他那点手艺，走哪儿也饿不着。但在计划经济、统购统销，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，出门都要介绍信的年代，哪允许一个“黑人”到处流浪。流浪生活中的困难是无法想象的。

70年代中期，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开始好转，不少人家开始修房盖屋。不少农村有在大门里建影壁墙的风俗，并喜欢在影壁墙上画个山水、松竹、梅兰、鸟兽什么的。王庆昌是县文化馆的专业创作人员，画这些东西自然是手到勤来，游刃有余的事情，不画则已，一画就出手不凡。由此，画影壁很快成了他生存的手段。他身背一个简单行囊，以画匠的身份一路走，一路招揽画匠活计。画一块影壁管一顿饭，或留一宿，管饭不留宿的给个三块五块的工钱。不画影壁墙的，只要给口饭吃，就给人家画个鞋样儿、肚肚儿样、枕头顶等。在那个“阶级斗争”还未完全消失的年月，也有不敢留宿的，就只好找一个大车店，然后，与店主编一套故事，或说赶路摸了黑，或说出门没了盘缠，付个块二八毛的钱，求人家留上一宿。好在自己相貌堂堂，也不像偷鸡摸狗的贼，总能碰上好心人，从没露宿荒郊野外。就这样一路走，一路画，画过了黄河，不到一个月时间流落到了郑州市郊。

一日，王庆昌在距郑州市百十来里路的一个村外的大车店留宿。擦黑时分，店主把他领进了一个黑古隆冬的房子里。屋里盘着一个能睡二三十人的大炕，但只住了他和另外一个人。晚上，他坐在炕上，撕下一块报纸，卷了支烟正要点火时，那人凑了过来小声说：“大哥，能给我抽一支吗？”王庆昌随手将已经卷好的那支烟递给了他，然后，自己重新卷了一支抽起来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只要打开话匣子，就会有说不完的话。那人问王庆昌“你是哪儿的，做什么营生，干什么去？”王庆昌说：“河北人，要饭的。”王庆昌问：“你是哪儿人，到哪儿去？”那人说：“就是本地人，在家里闯了祸，跑出来避难的。”两人的话越说越多，王庆昌向他简单讲述了自己离家出走的原由。那人也向王庆昌讲了自己的不幸遭遇。这个人叫齐山山，与王庆昌年龄相仿，因村支书欺负他的女人，他一气之下，用菜刀砍了支书跑了出来。齐山山对王庆昌说，他舅舅鲁近平在昆明车站当站长，本想到他舅舅那躲一阵子，无奈手中一文不鸣，郑州与昆明相距遥远，没有路费没办法。王庆昌说，我已挣了百来十块钱，郑州到昆明的火车票一张30多块，咱俩就伴去吧，我帮你买票。二人越说越有缘，不知不觉聊到了午夜时分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“嘭嘭嘭！嘭嘭嘭！”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和一阵惊人的狗吠声。齐山山惊慌地站了起来说：“大哥，公安局来抓我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他推开后窗，一跃而下，夺窗而逃了……

此后，王庆昌到处打听过这位同命相连、萍水相逢的中原大汉，但一直没有音讯。

昆明四季如春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，多么适合这些流浪汉的生活。转眼时光已到春暖花开的季节，王庆昌到郑州买了件单衣换上，独自跨上了前往春城的列车，开始了他流浪生活的新征程……